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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之贡献综述
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之贡献综述
 
时间:2017-01-06 08:47来源:天下张姓出清河 作者:李俊生 点击:

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之贡献综述

李俊生(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杰的教育家,更是武汉教育近代化的先驱。他一生兴办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在教育结构、教育管理、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特别是武汉近代教育体系的确立作出了突出贡献。总结张之洞的教育创新,对于明确当今教育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教育结构上,张之洞大力兴办新式学校,努力发展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军事、警察与法政教育以及留学教育,推动武汉形成了由低等到高等、由普通到专业发展的近代教育体系。教育管理上,张之洞在办学宗旨、教育机构、教育经费、教学内容、师资条件以及教育途径方面的创新,不仅为发展武汉近代教育探索出了新思路,对现代教育的改革也不无启示。教育制度上,张之洞通过变革旧学制、推行新学制,为“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实现以及开展新式教育的实践提了制度保障,是20世纪初年武汉成为全国教育发达之区的重要条件,教育思想上,张之洞不媚“西”,不唯“中”,以中学包罗西学,以西学补充中学的态度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推动武汉乃至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迈进指明了方向。

书院改制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关于其原因和经过,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就整的倾向而言,大多注重从教育学的角度来探讨,而较少从社会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来进行分析。在书院改制的过程中,张之洞是一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早期致力于书院的创建,后来又对书院不断进行改革,最后促成了全国书院的改制。但迄今为止,对张之洞的书院改革及改制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因此,对张之洞的一系列书院教育实践活动的分析,不但有利于全面了解张之洞的书院教育思想,而且有利于全面认识书院改制的原因和经过。张之洞的书院教育实践活动是随着晚清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探讨:第一阶段,创建经心、尊经、令德书院。其书院教育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创办书院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之材;教育内容以经史之学为主。第二阶段,随着洋务思想的形成,张之洞开始对书院进行改革。新创建的广雅和两湖书院与前期的书院相比,有着明显的特色:(1)内容的扩大,(2)注重延聘兼通中西的教习,(3)书院人才观的改变。但书院仍难以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张之洞在全国书院改革的背景下,加大了书院改革的力度,首次增设了算学和舆地学。第三阶段,随着晚清时局的剧变,变法兴学成为时代潮流。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第一次宣布书院改制。而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办学,也十分赞成书院改制,并乘势对湖北的书院进行改制。但书院改制很快随着戊戌变法失败而停止。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在湖北不仅建立了一套近代教育行政体系,而且建立了一套近代学制,这为书院再一次改制准备了条件。1902年,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鼓吹变法,再一次提出书院改制。他的建议很快被清政府采纳,最终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冲击,拉开了中国近代化路程的序幕,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由此而生。其中,“中学”与“西学”的冲突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二者关系的问题,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自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士大夫以来,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等人对此皆有过不同的阐述。相比较而言,“中体西用”论似乎是其中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种选择,而张之洞的《劝学篇》正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批评了顽固派的固步自封与盲目排外,另一方面,又否认了维新派的激进主张,在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资深政治家,先后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商务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重要的是,张之洞所生活的这一时段,恰是中国历史上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型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思考颇深,在改革政治、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编练军队以及改变外交策略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潮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劝学篇》一书,正是其大半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而衍生出的思想结晶之载体。本文从张之洞的家世与其时代背景、张之洞的求学及科举历程和张之洞的早期仕宦历程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张之洞的传统士大夫形象。从张之洞的生卒年来看,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这一期间几乎涵盖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时段,而且,其间的重大活动皆有张之洞的间接和直接参与,这一历史背景为张之洞“中体西用”形成的重要前提。探讨张之洞的“中学”与“西学”的思想渊源,在他的仕宦历程中,经历了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身份的转变,恰是张之洞的政治思想由“中学”转向“西学”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张之洞长期的科举经历,其“中学”的学术取向构成了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在他转入洋务派之后的实践中,写成了《劝学篇》一书。论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在《劝学篇》中的逻辑脉络。由于“中体西用”的思想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脉络下不断发展形成的。其中,《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围绕着如何保国、保教、保种等问题,阐述“中学为体”的具体作法。《劝学篇》“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从教育、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规划了“西学为用”的蓝图,从而构成了“中体西用”完整脉络。《劝学篇》思想在晚清新政中的外在应用,从新政的纲领性文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开始,到其具体内容的方方面面,都烙下了《劝学篇》思想的影子,尤为关键的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损益,从他对君主立宪制的态度中,就可看出他对《劝学篇》的发展与超越。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中成就最大、所用时间与精力最多的两项事业就是办教育与办企业,二者齐头并进,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作为朝廷重臣,张之洞把兴学育才作为立国强国的重大举措,一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办教育的中心思想。但对这一思想的解释,各家各派又各持己见,综观张之洞一生的活动,结合他的大量言行看,他的中学为体“虽封建但求改革”;他的“西学为用”是师西方的长技而用以制敌、用以治国。概而言之,张之洞的思想基本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畴。他的经学功底相当深厚,不愿抛弃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他认为这是不可动摇的精华和炎黄古国之财富,这就造成了他的封建立场和思想。他虽封建,却并未死抱住封建的全部不放,他要求剔除封建肌体中的腐朽部分,更新、健全他的体魄,继续维持他的生命。他迫切地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包括部分政治内容和意识形态,目的是富国强兵,抵御侵略,维护清朝统治,也包括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张之洞从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目的出发,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引进西方的各种学校的教学内容、各门知识和教育方法,后来突破了中国的整套旧的教育体制,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引进到中国,使新的教育制度第一次以国法作根据出现在中国,这无论如何也是一大进步、一大功绩。随后出现在中国教育天地里的新的科学的教学内容、有很大更新内容的教学方法,学习年限、考试制度、学习目的也有了较为本质的改变。这对数千年的旧的教学体制,在法律条文上作出了根本性的否定。兴办大量的书院、学堂,如外语学堂、铁路学堂、水师学堂等等;重视师范教育,创办各级师范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19世纪末,议订科举章程,开经济特科、试策论;20世纪筹订系统教育章程,与张百熙等人制定了“癸卯学制”和各类教育的规章制度;1905年奏停科举考试制度;1907年,晋协办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张之洞办学堂之多,类型之广,范围之大,以及在废除科举、建立系统教育制度等方面,不仅在近代教育史上没有人能赶得上,即使在清一代,也没有人能同他相比。四川总督赵尔巽曾评价张之洞:“其平生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从张之洞实行新学的结果看,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乃至部分社会科学知识,培养了一代具有资本主义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改革家,而且是大力提倡并践行留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清末留日学生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着举重若轻的角色。甲午中日海战,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败给东洋小国日本,举国上下非常震惊。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士大夫痛定思痛,积极探讨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以便从中找到强国的捷径。张之洞作《劝学篇·游学》一文,具体分析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的必要性和益处。在践行留日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在继承中国传统的教育督导理念,借鉴早期留学欧美的经验教训以及思虑留日学生界自身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留学管理思想。张之洞对留日学生的管理措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担任地方督抚时他对于留日学生的管理大体来讲较为宽松,这一时期他对留日学生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制定管理留日学生章程,二为设置留日学生监督以加强海外管理,三为请求日方协助管理。进驻中央内阁时期的张之洞对留日学生管理进行反思,对于留日学生管理也渐渐趋向严格,主要体现在提高派遣留日学生资格、奏请学部主持留学生归国考试、严格电查和限制任用留日学生三个方面。这种变化是由张之洞自身身份地位变化以及同盟会成立后留日学生思想日益激进导致的。纵观张之洞在前后两个时期管理留日学生的措施,很明显可以看出其管理措施有如下四个特点,即由相对宽松到日趋严格,留日学生管理政策由地方性建议上升到国家性政策,由注重国外管理到侧重选拔、归国任用,管理实际效果与管理设想存在着悖论。这种悖论的出现反映了清政府“师日”过程中的无奈和困境,也表明在一个呈现严重危机的社会里,管理留日学生只能治标但不能治本。虽然张之洞管理留日学生的措施并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政治统治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留学教育的管理从无序混乱向有序、规范化转变。

(责任编辑: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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